我受大學教育時正值八零年代末，九零年代初。當時的台灣正值經濟泡沫的狂飆期，將破未破。學院中以西洋古典語彙排列重組的後現代主義操作形式已悄然沒落， 取而代之的是名為「解構」的形式風格。現在想來，這些「主義」幾乎都是腦袋中的空想，是援引他人概念作為形式操作的藉口，並自以為看透社會的想法。到現在 我都還記得一位學長引用結構主義「人已死」的說法，作為設計的辯解。當時的我，即使不太瞭解學長在說什麼，但對學長的說法卻深信不疑，並時常掛在嘴邊，以 為自己能談論別人沒聽過的詞彙是很屌的事。
在學校中談論自己一知半解的東西，並引以為設計概念，其實並不是什麼新鮮事。漢寶德在回憶錄中 提到他大學時對現代生活方式並不熟悉，當時他們還在處於和毛 坑蒼蠅奮戰的時代，但學校的設計卻要求他們要將廁所放在臥室旁，這對他們來說，大概是一種既讓人困惑，但卻又充滿想像的事情。總之，從某方面來說，在大學 時脫離現實環境是有其功用的，他讓學生的想像力得以不受限制的馳騁，從而有機會超越現實。但另一方面來說，這種教育方式，其實和六零年代台灣流行的現代文 學作品一樣，是一種蒼白的呻吟，藉由躲入自己的象牙塔來逃離自己對外在環境的不滿與無力感。
但 當時這種教育方式還引發了一些未受注意到的影響。由於專業教育的養成過程中缺乏對社會現實的關注，因此我們對很多東西是不在乎的。以環保意識來說，許多設 計人員腦袋中並沒有將環保意識與設計概念連結在一起，同樣地，對人之間的情感聯繫往往也不是他們所關心的。對他們來說，環保意識與概念的表達往往是衝突 的，經由環保意識所營造出的設計準則，是一種妨害創意的規範，具有約束、限制的性質，這在創作的路途上，反而是不道德的，而不是如同一般的觀點，認為具有 環保意識所引發的實踐，才是政治正確、道德的。
另外一些影響是，過於重視概念的表達，往往強化了個人意識。
